《现代汉语大词典》（五卷本）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收录了15.7万余词条、总计超过1200万字的大型辞书，全面展现了近百年现代汉语的面貌，是三代辞书工作者20余年不懈努力的成果。

二十余载的坚持

编写一部大型词典是一项艰巨且耗时漫长的工程，需要编纂者具备深厚的学识、持久的毅力和对事业的热情。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构想过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但由于各种原因，该项目曾三次搁浅。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过了这项重任，并带领团队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历时二十余年。

江蓝生回忆道，当初接受任务是受到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嘱托，尽管深知编纂辞书的艰辛，但作为后辈，她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与她一同承担重任的还有《大现汉》的副主编韩敬体，他曾参与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深知这项工作的意义。

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会成为几代语言学家的共同愿望？这与中国辞书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已有《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辞书，但它们多为中小型，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读者需求。与此同时，国际上，日本小学馆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而拥有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也在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其词汇量大幅扩展。相比之下，中国仅有中小型辞书，甚至在国际交流中，回赠外国友人的也只是一部《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社会的需求。江蓝生表示：“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需要。《大现汉》的编纂就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写过程充满了挑战。江蓝生提到，当项目第四次启动时，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同事多数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难题。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2005年底，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成立，其中不少成员是新手，只能边学边干。从立项到最终出版，历经二十载寒暑，尽管项目有所调整，人员也有进出，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成为了团队的共识。

他们广泛利用各类语料库，深入研读近百年的各类文献，搜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积极向社会征集读者意见；并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学者的建议。这些工作环环相扣，逐步完成。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有人从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研究骨干，而这部词典也逐渐厚实，日臻完善。

在《大现汉》的首发会上，江蓝生充满使命感地表示：“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道：“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和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指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时之绩，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大现汉》的出版问世，既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在《大现汉》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这部巨著给予了“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然而，当这部词典走向大众时，“生动”、“有趣”、“新鲜”、“好读”等评价成为高频词。江蓝生表示：“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

《大现汉》中收录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读者可以了解到百年前的文字用法，如“知识”曾写作“智识”，“揭幕”称作“除幕”；同时，也收录了“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鲜活的日常口语。此外，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流传开来的词语，例如“回怼”的“怼”，并在释义中解释了其原本的含义。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鲜活感的词语，使得《大现汉》不再仅仅是一本“被动查询的工具书”，而成为了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秉持吕叔湘先生“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大胆突破了传统的辞书编纂范式，在理念上提出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这意味着，词典不仅关注语言词语当下的意义和用法，也追溯其演变过程；不仅提供准确、简明的释义，还补充语用规则、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让词典适用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为了编纂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大型词典，需要从海量语料中提取大量词汇作为支撑。为此，编纂团队广泛调研了各类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等资源，遴选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特别是为了挖掘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旧词语，编写组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小说与散文中搜集了一手资料。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笑谈道：“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常态，以及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使编写组在浩瀚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了前人未曾收录的有价值的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评价道：“《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

“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但能坚持做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江蓝生在谈及完成《大现汉》的感受时说道。为了审改大多数词条，她常年伏案工作，颈椎和腰椎因此出现严重问题，并接受了三次大手术。即使在住院期间，她也未曾放下词典的编纂工作，持续与团队保持沟通。

江蓝生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语言研究者能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头，都是必交的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和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心的事。《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王楠告诉记者，通过《大现汉》的编纂工作，许多年轻的研究者积累了经验，成长为业务骨干，他们也成为了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的主力。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认为，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离不开榜样的感召、责任与热爱的支撑，以及团队的相互扶持。“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苏颖说。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位拥有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该团队既有研究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学者，也有探索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先后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表示：“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这些年院里、所里相继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面的支持，学术积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她回忆道，刚到研究所时，为了搜集资料，每年要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如今所里仍保存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她说。

王楠动情地表示：“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